当我们奋力跃入生活

生活 杨时旸
春中的“对抗” 更多的是指向自我


《伯德小姐》意外泄露了一些有趣的况味,那就是,青春期与原生家庭的冲突方式是普世的。中国年轻人羡慕的美国式的亲子关系,或许是一种臆想。年轻人与父母一辈的裂隙、争吵、代沟,无论文化差异如何,都会在一个特定时段以一种相差无几的方式表现出来,这一点或许可以让很多中国观众释然,我们自己青春期中的那些遗憾、不满甚至愤怒都显得不那么孤独。这也是为什么这部青春片跨越文化打动了我们的原因。我们目击旁人,重逢并解释了自己。


标准的青春片都有着明晰的隐性主题——对抗与和解,而《伯德小姐》没有任何炫技,也不做任何卖弄地、教科书般地展现了这个主题。


《伯德小姐》写的是一个女孩长大的一瞬,以及其中所有的惶惑、不安、挣扎与希冀。伯德小姐是克里斯汀为自己取的名字,她坚持用这个怪异的称谓取代父母为她的命名,以表现一种从根源意义上的反叛,这个青春期的女孩敏感、自我,即将升入大学的当口,陷入爱恋,为未来烦恼,和母亲争吵,恰巧遇到父亲失业,她不得不开始处理突然降临的所有纷乱。


这个故事的模式和原型都让我们感到亲切,一个看似满不在乎实则心事重重的女孩,一边表演不羁一边不知所措,遇到爱人又受到伤害,和闺蜜撕扯又复合,对家庭依赖却也不免虚荣,有一个沉默的父亲,以及强势又实际的母亲,早已被生活俘获,终日站在她所有梦想的反面……


《伯德小姐》首先不遗余力地描述了那种对抗,克里斯汀似乎对全世界不满,敌对与恶意危机四伏,自己是烈火,但全世界都泼来冷水。这一切都被呈现得真切又细腻。她想奔赴的是大都市,母亲却想让她留在那座小城不远处。出于所有实际的考量,学费、能力、成绩,在母亲眼里,她是个普通的女孩,在她自己心里,自己怎么可以与平庸的父母相提并论。“远走高飞”是青春期理想中最简洁直接的源密码,逃离出生地,逃离原生家庭,逃离因为熟悉而感到的桎梏,唾手可得和与生俱来的一切看起来都无聊又可疑,自己努力的终点就是破坏和逃亡。这故事中的那些争吵的细节,那些隐隐的心事,熟悉又亲切,母亲生气的时候问她,“你知道把你养大需要多少钱吗?”克里斯汀愤怒地翻出纸笔递到母亲眼前,“你给我一个数字,我以后赚了钱,给你一张支票,就再也不和你说话。”“我觉得你根本赚不到那些钱。”纸笔就被摔在地上,一旁是无奈又沉默的父亲。这景象和这对话,有多少人会会心一笑?一个在生活中已经疲惫不堪的母亲,一个正准备奋力跃入生活的女儿,那些事后后悔的气话,那些火上浇油的举动,在所有青春期的争吵中都一次次重复上演,不曾停歇。仔细看看,那些争吵——无论琐碎的还是激烈的,似乎都突如其来,缺乏指向且目的不明。那背后的是一种莫名的愤怒,从这个意义上说,青春中的“对抗”更多的是指向自我,指向内部的,只不过,处于其中的人都无法理解这一切,最终演变成了一种指向他人,指向外部的冲突。换句话讲,那些争吵不过都是自己和自己撕扯的变形与外展,是我们拔节生长时精神上的左冲右突。


如果说,对抗被饱满地呈现,那么《伯德小姐》的成功还在于呈现这种撕扯的同时,一直埋藏的希冀的隐线。她一直努力申请理想中的大学,离开这个小城,这不是单纯的为了叛逆而做出的逃离,而是一种梦想的牵引。虽然她并不知道梦想成真之后到底如何,但毕竟奔赴了一个明确的方向。


被母亲揉皱的信,却被父亲捡起放进了女儿远行的行囊。结尾降临的和解有效地避免了煽情的对白,而变成了一次独语,那通无人接听的答录机,那次一个人的阅读,伯德小姐完成了一次纾解。听筒没有被及时拿起,妈妈因为赌气错过了送站,这对称的一组彼此错过像是一次预言,长大意味着各种错过,对抗也终会消散,这或许是独立的第一印象。人们会慢慢地从假作的坚硬变得包容和柔软,就像成年的伯德小姐,开始决定用回克里斯汀这个名字。